《“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二十七期：文明互鉴语境下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本期主题：

文明互鉴语境下的中国语言学研究

主持人：姜宏

姜宏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世界当代语言学流派纷呈，学说林立，理论如云，劲头强劲。中国语言学研究也不遑多让，成果斐然。在一派繁荣盛景之中不难发现还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各流派、学说、理论各自为是，缺乏必要的交流和互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互鉴之大语境给中国语言学研究提出了新方向和新要求。怎样顺应当代语言学的发展，打破藩篱，架设不同学科、流派和学说以及不同语种之间互学互鉴的桥梁，形成多元互动的良性交流格局，这是当下语言界学人共同的思考。本期《“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邀请到五位各有建树的语言学者围绕“文明互鉴语境下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为主题参与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八十年代学术讨论之风给我们的启示

申小龙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说到学术讨论，就十分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高校的学术讨论是弥漫在生活中的。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每年校庆都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中度过。这是陈望道校长定下的校庆制度，他认为高校最重要的就是思想交流和学术对话。那时候的学术讨论，我们本科生早早地就开始准备论文。所有师生提交的论文都用那个时代特有的发黄的印刷纸打字油印出来。讨论会不是开一场，而是连续开几场，因为几乎所有老师学生都上台发言。汉语专业的师生济济一堂，都坐在教室里，师生轮流上讲台报告自己的论文。对于我们本科生来说，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鞭策。我就是在这样的师生讨论中，见到80岁的张世禄先生上讲台，他讲的题目是《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振聋发聩。我也因此成了张先生的“粉丝”，毕业时考上了他的研究生。

八十年代，上海高校的语言学师生自发组织了全市性的各种研究小组。在复旦，外文系和中文系的语言学教师和研究生经常聚在一起，可谓亲密无间。中文系的理论语言学研究室成员中就有外文系的老师。复旦和上外由于距离近，两校的语言学师生经常互相走动。我在读本科时就每周去上外的语言学教研室参加他们的讨论活动。那时候的学术讨论，思想之自由，观点之活跃，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许多朋友和我观点不同，但大家经常串门聚会，并一起编写各种油印的语言学刊物。每一期不仅有我们的论文、译文，而且有全国各高校的学术信息。

八十年代，全国各高校的语言学年轻人自发组织起一个个学会，自发开展了一个个大型学术合作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是年轻人，中年人也一样活跃。当时江西师大几个年轻人发起的《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项目，竟然集合了全国四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老中青三代各分支学科最有影响的语言学者，可谓空前绝后。而八十年代发表的语言学论文，不同的观点切磋碰撞，争鸣的意识和对话的风气都很盛。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学术交流和对话，不是一个要“提倡”的东西。它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而不是生活的“姿态”。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该从本科生入学伊始，就让切磋讨论在课堂教学中占主导位置，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我们更应该在同事和同行之间，让交流成为日常生活、网络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要到研讨会上才交流思想。我们撰写的论文，应该具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开展积极的学术对话和争鸣。在争鸣中推动学术，而不是在随大流中“媚雅”。前不久未曾谋面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老师加我微信，告诉我他的观点是“汉语具有强空间性，英语具有强时间性”，并把他的新书《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寄给我，我也寄去了我的新书《中文的中文性研究》。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文化语言学新视野”上回答学生问题时就王老师的观点进行了讨论，马上有年轻人留言说：“学界有很多大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希望专家们能一起讨论，多交流，让我们后辈好好学习。”年轻人看着我们，我由衷希望外语界、汉语界左邻右舍经常走动，家长里短，扺掌而谈。

学术没有身份，只有共享原理

曲卫国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些年来，身份政治在我国语言学界猛烈抬头，不少学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吹发展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我认为这种鼓吹违背了基本的学术常识。首先，国家是个政治概念，学术是个学科概念，因此虽然学者有国籍和民族身份，但学术没有国界，它不是以国家为类别，因而也就没有国家特色。其次，学术是理性活动，而理性是人类共享的属性。尽管学术研究对象有具体的地域、族裔、文化等多种边界，但研究所依赖的理性工具却超越了研究对象的狭隘边界。学术的目的是通过个案研究而获得的共性原则。如果研究的结论只能解释研究对象，这样的结论没有学术价值，更不具科学性。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学术近代的发展大多是与世界各国学术互动的结果。近代中国学术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都离不开与所谓的西方学术话语的互动。我们现在许多基本术语和概念，如思想、社会、理论、语法、论坛等等，都产生于对民族视野和国界的突破，都得益于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与一本书有关，这本书就是《马氏文通》。马庆株在纪念《马氏文通》一百周年之际高度评价这部语法著作：

马建忠以《马氏文通》迎来了20世纪。《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汉语语法学的诞生，汉语从此告别了没有中国人自己写的汉语语法学著作的历史，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开始自觉地、理性地研究汉语语法结构规律。

假设马健忠划地为王，固守传统，抵制“西学”，拒绝与其他国家的知识体系互动，一心关注学术的中国特色，我们的语言学研究能有今天么？中国语言学能如此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其学术基础有超越族裔、文化身份的高度杂糅化。我是研究语用学的，虽然语用学研究告诉我们语用习俗源于文化制约，具体言语行为等受到习俗规约，我们会在语言多样化的世界里观察到丰富多彩的语用规则和语用现象，但对这些现象的梳理和研究却离不开跨越国界的语用学基本理论。我国学者在言语行为、会话蕴含、会话分析、礼貌原则、关联理论、顺应论、元语用、认知语用学等一系列研究域里取得了瞩目的成果。这些研究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运用了国际共享的理论，还因为我们把中国的语用研究看作是世界语用学研究的一部分，中国的语言现象看成是世界语言现象的组成部分。

总之，我们当然应该挑战政治话语霸权，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不是一个概念。学术发展和经济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也应该采取经济发展一样的开放态度，把学术资源、话语资源、思想资源看作是人类的共享资源。我们不应该追求中国学术的不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因特色的封闭性失去超越研究对象的可能。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学者所发展的语言学理论之所以成功，就是在于他们的视野超越了自己的文化和族裔身份，他们不追求所谓特色研究，他们希冀的是提出能解释语言一般规律而不是某门语言一些特殊现象的理论，他们发展的是能共享的学术原理。

中国语言学研究之“道”陋见

赵爱国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毋庸讳言，我国语言学研究许久以来显得有点“婆媳不和”：汉语学者往往以“婆婆”自居，习惯固守于“三尺锅台”而拒绝“洋媳妇”进门；外语学者也不怎么“待见”婆婆，时常视其为“固步自封”之举或“井底之蛙”。尽管这种不和在“文明互鉴”的大背景下有所缓解，但彼此间的“较劲”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以鄙人之陋见，我国语言学研究还是走“东西并举”之道为好，如：

（1）在看待世界方式上，应该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视角。语言学的根本任务并不是提出一种新的哲学来重新解释世界，而是从语言学的视角提出对语言符号与世界关系的解答。对此，西方理性主义与东方经验主义方法可谓“各有千秋”：前者依赖语言来揭示理性，依赖理性来认知世界；后者依赖经验来揭示感悟，依赖感悟来认识世界。只有融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为一体，方可能对“言物关系”作出比较合理的解答——世界既具有理性，也具有体验性。

（2）在对待语言性质上，既要重视“本体论”，也不能放弃“载体论”。在西方语言学传统中，语言历来被视作“实在的反映”“思想的表达”“精神的家园”；而中国语言学传统，无论是孔子主张的“辞达”，还是庄子倡导的“得意忘言”，都只将语言看作表达思想的手段：辞达即尽语言的职责，其本身并无价值可言；而得意便可把语言忘却。这种“本体”与“载体”之争，本质上是语言与意识孰先孰后之争，它们的“对立统一”才是上策。

（3）在评价语言功能上，“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同样具有思想力。西方语言学一贯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来评价语言功能，并想方设法地促使语言达成“尽意”之完善。如青年语法学派、伦敦学派、法国学派、美国描写和生成主义学派等，就是功能主义的积极建构者和推行者；而东方语言学自先秦时期起就形成“言意之辩”之传统，但最终占上风的是道家学说。它强调的是“言不尽意”，认为语言对于人的生命体悟而言往往会陷入“辞不达意”之境地。显然，“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在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研究中都有其一定的阐释力。

（4）在解决“言意关系”方式上，既可采用“不断完善”之方法，也不可忽视“有限超越”之定势。前者的价值取向是从语言本体论出发，采取多种方式来不断完善语言之功能（如分析、阐释、解构等）；而后者不单纯依仗概念化的词语来表达思想，而是采取多样化的手段使人得到启悟；不单纯满足于对言辞表层意思的理解，而是以此为阶梯去领悟语言深层的思想意蕴。若能将上述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似可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中国当代语言学研究中的许多“不惑”。

总之，“东西并举”之目的是“借鉴求新”，我国语言学研究只有将“人说的语言”与“语言中的人”有机对接，才会有所创新。

“语言文学”不合时宜了吗

王升远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6年，返京的北京大学重整山河，召集各路人马重建“东方语文学系”，下设了“日本朝鲜语文组”，1949年招收第一届日语专业本科生。伪北大日文系作为殖民统治的产物自然被彻底否定，然而原设在文学院之下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学为旨归的日本文学系在战后在一种历史惯性之下被继承了下来，陈信德和孙宗光等中日联姻的一代成为重要的“摆渡”力量，成为学科发展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起点。“我国的东方语言教学，基础薄弱。为方便领导，1952年院系调整时将各东方语种均集中于北京大学，归为一个东语系。”日语是其中所设十个专业之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冷战结构下向苏联一边倒的局势、高校院系调整以及密集而剧烈的政治运动使该学科一度沦为政治的附庸，语言与文学教育、研究都无从谈起。1964年底，《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的出台直接改变了学科的样貌。国务院外事办等部门在其起草的《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问题的报告》和呼应报告而起草的《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培养出真正能够胜任工作的外语干部”的目标。这份规划纲要以政治文件的形式奠定了语言服务于政治、经济和科技事业的基调，外语的应用性、工具性功能（强调笔译、口译）被急剧放大，而赓续了民国传统、侧重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其“文学”侧面因政治权力的强力介入而被弱化。这份重在凸显“语言的教与学”核心地位的纲要对文学和语言本体的规划付之阙如。落实到日语语言文学学科，情况亦然。而之所以出现此种历史的反复，原因之一正是我们未曾正视和反省晚清以降外国语言文学教育与研究的得失成败。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邓小平访日后中日经贸往来的繁盛及随后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日语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在20世纪60年代基础上外语的工具性功能被进一步强化。在市场和政治的指挥棒下，外语学科必然贯彻“听说领先”的教学原则，这给学科带来了不小的伤害。市场经济时代外语的工具性更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功能，全社会外语教育的繁盛掩盖不了外国文学、外国语言本体研究的惨淡。

据笔者观察，目前中国高校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认识和定位，或者说该学科在各高校的存在样态是有很大差异的。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各高校的外语院系本科阶段普遍偏重于语言的教学，这种倾向可征之于各高校外语学院名称的英译。你会发现，其中“文学”似乎可有可无，而“语言”必然是最大公约数。然而，在中小学生外语水准已普遍提高、社会力量举办的外语培训机构已遍地开花的背景下，大学何为？不妨说得更彻底些——大学的外文系科功能可否由“新东方学校”代为实现？此外，近年来人工智能翻译迅猛发展，非文学性的转换已渐趋精准，这也给我们的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承认，遭受围剿的外语专业如果依旧故我，无法寻得非同质化的发展之道，那么，将逐渐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全球学术发展大势脱节，受到削弱乃至裁撤。而有趣的是，不同于前述诸高校下设的院系，以外语学科著称的各外国语大学近年来已开始倡导更具学科整合性的“外国学”教育和研究，而非在“语言文学”的牢笼里做困兽之斗。

正如江上波夫在为《东洋学的系谱》所做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读了此书，你会明白与东洋相关的各种学问研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例如印度的宗教也是与印度社会、语言、日常生活和历史等密不可分的。同时，以印度、伊朗为代表的印欧语系也与其周边民族的语言、文化、社会密切相关，很多情况下，若将其分断就不是真正的研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洋学的概念并非是单纯的地域式的、便宜行事式的概念，其中包含着更深的学问意义，读了这本书你自然会理解吧。”在江上看来，“东洋学”这种宽泛的学科范畴显然更能完整地保留内部的经络，而不至于“斩经断络”。将“东洋学”置换为“日本学”，情状亦然。然而当前，学科制度若不能有所调整，其对学科的负面伤害也很明显。首先，在各高校，“语言文学”画地为牢的学科规训将反过来作用于身处其中者的身份认同及其工作思路，在“语言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外语专业中，原本有着良好语言文化修养的非“语言文学”类研究者们试图越界到其他学科的激情因学科壁垒而被无情打压，其学术兴趣点在其所在“学科”内部鲜见承认，并因此渐趋边缘化，成为一些“无处安放的灵魂”，难以建立起其应有的、积极的身份认同；其次，下位三级学科方向的“日本文化”之无所不包将导致学科疆界的无限蔓延。在“文学”学科门类下，在以语言教学为己任的外语专业，用“语言文学”框定边界，本应是某些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权宜之计，而这实际上已经与整个学科疆界的无限扩张，与其他学科的横向交叉、整合的大趋势发生着严重的冲突。实际上，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各大学科中，成为阻滞各学科相互交叉的主要因素，而在外语类学科中此弊尤甚。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近代以降中日关系是中外双边关系诸多分支中最敏感、最脆弱的一支，其阴晴冷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学科的盛衰。在其影响之下，市场化、工具化、政治化等三重功利主义倾向如影随形地裹挟着该学科的发展，直至今日，在后工业时代，还将继续对学科的命运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单凭这些功利主义倾向（即便有时有其积极的一面）毕竟无法确保该学科的可持续稳定发展。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排除万难、惨淡经营的开端，到自断经脉式的自戕，再至外来嫁接式的虚假繁荣及泡沫般的破灭，经历了数次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而走到今天的日语学科，事实上从未深植于中国的土地。不妨明言，包括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在内的中国“日本学”，始终未能形成像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京都学派”那样的脉络和学统，无法相对独立于政治运动、中外关系的变动而自存，直到今天还是一根弱苗。由于缺乏自律性发展机制和学科精神支撑，中国“日本学”一旦缺失了“事功”层面的驱动就会瞬间失去活力而成为“死学”。若延续历史惯性，始终以语言文学为中心，自说自话，那么，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相互对话与建构的能力将会（毋宁说已经）丧失，并且由于缺少“参与”到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自觉意识，它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浪潮中进一步边缘化，甚至遭致淘汰。

中国功能语言学的互鉴问题

姜宏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众所周知，20世纪50-60年代起，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开始由语言符号的表达层面向内容层面的重大转变，语言学方法论也随之兴起了功能主义。由于不同的功能主义流派和学说有着不同的文脉传统，因此它们对语言描写或阐释的原理和方法也不尽相同，致使学派流派纷呈，令人眼花缭乱。不可否认，在世界众多的功能主义类型中，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邦达尔科创建的“功能语法理论”和由英国学者韩礼德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分别在斯拉夫语学界和英语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我国，它们又分别在俄语界和英语界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和研究者。

然而，如果说西方各种功能主义流派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交流，那么西方和俄罗斯的功能主义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处于绝缘状态。西方的功能主义者对当今俄罗斯的功能主义了解甚少，而俄罗斯的功能主义者也很少提到韩礼德。在中国语言学界的情况则更值得深思。徐烈炯教授指出，功能主义在中国的队伍和影响力远远大过形式主义。然而，中国功能主义的兴旺其实主要是系统功能语法的兴旺。在中国功能语法常常就是指系统功能语法，大多关于功能主义的研究和介绍，事实上写的都是系统功能语法的研究。而且这种兴旺基本上限于英语界。（徐烈炯 2002：13）在俄语界，人们对功能语言学的理解更多指的是邦达尔科的功能语法理论。如同英语界几乎听不到有关俄罗斯功能语言学的介绍和信息一样，俄语功能主义研究者也不大信奉和推介西方功能主义。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功能语言学研究，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可见，无论是西方与俄罗斯还是中国，无论是英语界和俄语界还是汉语界，都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交流。

这种沟通和交流不仅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其理由如下：

其一，我们知道，两种不同的理论要相互补充和吸收，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这基础中不可缺少的一点是：两种理论之间有某些相通之处或互利之处，同时又有差异。功能语法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注重系统和功能两个中心的研究，把抽象的语言能力研究和具体的语言使用视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都强调语义，都考虑到语境以及人的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因素，都既注重理论性，又注重理论的可应用性。但是，二者研究的着重点和方法又不尽相同，某些问题在功能语法理论中由于缺乏系统而完善的研究方法，只是略微涉及，然而这些问题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却可能是热点问题。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两大理论对语言功能的阐释和描写各有所长，各有特点，学理上具有互补性。

其二，当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语言学理论都有各自的优长缺短，它们都无法独自有效解决语言学的所有问题，而且任何一种语言理论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露出某些不足，因此各自都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功能语法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也不例外。就功能语法理论来说，例如其功能语义场体系尽管已经具备比较详尽和合理的框架，但是还需做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因为它所包纳的语义范畴和语义关系还远不能满足人类交际的需要，人类的认知能力所能挖掘的也远不止这些语义范畴。而就系统功能语言学来说，韩礼德未能描写所有的系统，而且对每个系统的描写是不够均匀的，有的细致，有的则显粗略。也即是二者都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而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借鉴是达成该目标的重要途径。

其三，同属一种学术范式，但具有不同学理内涵的、尤其分属不同国别或者以不同语种为语料的两种理论或流派之间进行互鉴具有重要意义。当问题涉及俄罗斯和西方的功能主义流派时，该工作的意义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多年来俄罗斯与西方语言学界一直缺乏必要的交流，二者在功能主义研究上也缺乏相互的认同。加强俄罗斯与西方功能主义研究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改善这一局面。找出其异同，发现其长短，从而达到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共同完善和共同发展之目的，最终为包括汉语在内的中国语言学研究找到更加科学合理的方法。

简而言之，中国各功能语言学流派间还需打破界限，文明互鉴，从而理论相长，共同完善。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05期，总第27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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